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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们的父辈》迅雷电影4K.HD国语中字1080p.HD下载.

时间:2020年07月13日 加入收藏 】【 字体: 投诉

《我们的父辈》是一部以德国人的视角阐述二战的影剧,这部豆瓣9.6分的影片花了整整十年筹备,根据剧中主角之一威尔汉姆的回忆和幸存的老兵真实改编,素材长达150多个小时,用了一年多时间后期剪辑,最后以史诗般的画面、细腻的人物情感刻画、精良真实的制作赢得了观众的心。

它不是宏大地去展现战争的进程,而是以五个德国年轻人的不同人生轨迹来还原战争中大部分普通德国人的遭遇,让战争中德国人的自我审视更加立体和多面,而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使得这种审视和反思上升到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层次,这是与大部分战争片最不一样的地方。

这五位德国青年在前往战场的前夜相聚,将大好时光与抱负寄予这场被元首承诺过“圣诞节就会结束”的战争,而身处这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硝烟中,他们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

战争时代的巨轮无情碾压而过,影片揭露出人性最虚伪的一面,但在德国元首的影响下,一切恶行看起来是那么的理所当然。由此可见,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要强大得多,它甚过性格对人的影响,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心理学效应——路西法效应。

《路西法效应》中说道:无论人类曾犯下多么恐怖的暴行,只要处在准确或错误的情景中,这些行为就有可能出现在我们任何人身上。这样的认知并不构成为邪恶开脱的理由,相反地,它使邪恶民主化,让一般行动者共同承担了邪恶的责任,而非宣称邪恶是偏差分子或者是暴君的专利---邪恶的都是“他们”,不会是“我们”。

下面,我们来结合影片内容和职场人生谈谈“路西法效应”。

一、什么是“路西法效应”?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住了两个人,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鬼。

路西法本来是上帝座下的一个天使,后来却因为背叛上帝,堕入魔道,成为了恶魔。本书通过一个实验,展示了很多日常生活中宽厚善良的好人,往往在特殊的情境下,犯下让人难以饶恕的罪行。

心理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在1971年,美国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雇佣了一批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并把他们分成两组,一组扮演狱卒、一组扮演犯人。然后这群大学生就进入模拟的“监狱”,进行为期两周的实验。

第一天,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囚犯”第二天便发起了一场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消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们照着做了。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饭菜、枕头、毯子和 床、让他们空着手清洗马桶,关禁闭。

实验最后,扮演“狱卒”的大学生变得残暴不仁,扮演“犯人”的大学生则变得软弱不堪,局面完全失控,因为部分大学生心理崩溃而提前终止,这批大学生的性格都发生了肉眼可见的转变。

回到影片中,在希特勒纳粹思潮的鼓动下,德国日耳曼民族中雅利安人血统被认为最高尚的血统,犹太民族和被征服民族则是低下的血统,这两个角色定位类似于实验中“看守”与“囚犯”的关系,这种思想侵袭着那一代德国人的善良,让他们的恶行变得理所当然。

让我最深刻的是弗雷德海姆,他是战争始终最理性深刻的人,在出发前夜就看透了“战争只会把人最残酷的一面展现出来”。而却正是这样一个从一开始就看穿战争本质的人,依然挣扎着被拥搡进战争,从一个最初不愿主动请缨冲锋陷阵而萎缩于队尾,看到犹太女孩被枪杀时掩面痛哭的书生,在战争皮鞭下最终被扭打成一个让俄国平民替自己探地雷,冷眼枪杀逃走的波兰小孩,对战俘无情处决的战争机器。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说: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格的变化被称之为“路西法效应”。

“路西法效应”在当今的生活和职场中比比皆是,有时被身边的不良氛围影响,你就会忽然陷入非理性盲从的状态。

以朋友陈铭为例,他在一家国企工作,最近感到很烦恼,因为公司盛行“加班文化”,就算事情提前完成了,他也不敢准时下班,只能和领导在办公室待到晚上10点才离开。

如果被发现按时下班,就会默认为“没有奉献精神”,公司同事也会将其排斥。陈铭为了多点加班,在领导面前多表现,从此工作拖沓了起来。

类似的事件随处可见,这都是“路西法效应”的威力。

二、剖析“路西法效应”让人性及行为转变的3个因素。

第一、绝对权威之下的从众心理。

《乌合之众》提到,在群体面前,个人的理性往往不值一提,个人为了顺从群体,会让理智靠边。

片中的五个主角之一威尔汉姆,即本电影回忆的当事人,是唯一经受了战火洗礼又活了下来的人。

但当时随着战争的推进,威尔汉姆看到德军随意处死战俘,任意残杀犹太平民和敌对国平民,感到内心不安,曾向长官质疑。

长官的答复是,“我们不是普通战争,这是一场以元首之名发动的战争。”

“可是,我们一旦输掉,元首不会救我们,连上帝都不会救,我们会成为全世界的罪人。”

长官:“所以,我们要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输掉战争”

换一句话说,以元首之名的绝对权威之下,你可以统统丢掉正义、善良和人道主义,只需服从命令就行。

如此强大的权威不仅让德国军官和士兵服从,也让一些犹太人心甘情愿变成奴隶,当纳粹已经开始对犹太人实施有组织的屠杀之后,维克多的父亲仍然口口声声地称这场战争是“我们的战争”,表示自己“愿意忠诚地为德国服务”。

正如伏尔泰所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

对于从众心理这个问题,樊登老师在《传染》一书把这问题阐述的很清楚。

其一是绝对权威人物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而从众能帮助我们迅速作出判断,不需要动脑子思考做选择;

其二是因为我们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赋予我们模仿的本能;

其三是迫于社会压力,在远古时代孤立的个体很容易被吃掉,所以我们的生物本能会迫使我们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

第二、认知失调理论造成恶行合理化。

弗雷德汉姆一开始就说过:“战争只会带出人最坏的那一面。”

威尔汉姆曾驱赶苏联平民探路踩地雷,弗雷德汉姆一度变为杀人机器,夏洛特出卖了帮助过自己的莉莉娅,格蕾塔攀附纳粹军官以求实现明星梦……

他们不是战争的主犯,可他们却有意或无意中成为了罪恶的帮凶,个人很难在一个极权压迫统治和举世皆浊的社会中保持独立与良知,人性最坏的那一面让这个已然满目疮痍的世界更加一片漆黑。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说:“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

这根源是来自于认知失调理论,它指的是当人的想法与行为不一致时,人会感到不安。这时,人们将责任归咎于某一被妖魔化的恶人或组织,自己与所做的事情撇得一干二净,

通过合理化恶行的方法,换取自己的心安理得。

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明明处于戒酒的阶段,但公司聚餐的时候没忍住还是喝了酒。虽然心里知道不该喝,但还是会安慰自己,一切都是应酬,是为了工作。

对于旁观者来说,认知失调理论使其合理化恶行,遮掩罪行,美化悲剧。

对于受害者来说,认知失调理论也无法掩饰真实的罪恶。

认知失调理论会导致一个人在错误的道路上,持续走下去。

第三、“习得性无助”让人陷入绝望。

“习得性无助”是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1967年在研究动物时提出的。

它指的是通过学习形成的一种对现实的无望和无可奈何的行为、心理状态,或者因为重复的失败或惩罚而造成的听任摆布的行为。

格蕾塔是五人中最“自命清高”的一个人物,她始终认为如果自己想要,就一定能做到所有的事。

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格蕾塔自以为的是全线溃败,她还是太年轻、太幼稚。

直到最后,她都不知道纳粹成军官虽然办好了维克多的通行证,却仍然暗中将他抓捕,送上开往集中营的列车。

当她怀上了孩子,以为能令纳粹军官有所触动并得到免罪的挡箭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这个冷血男人朝向她腹部的一记重拳。

格蕾塔被处决前,军官到狱中看望她,理由仅仅是格蕾塔还有利用价值,能够提供战败后为自己脱罪的证明,被格蕾塔拒绝后,他又露出了凶神恶煞的嘴脸,人性之恶远远超过格蕾塔的想象。

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她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向时代屈服,陷入一种无助的心理状态。

还有实验中的“犯人”也是如此。

在刚进监狱时,面对狱卒的不尊重还会表示抗议,时间久了,他们发现抗议无效,就索性放弃了反抗。

后来有一些犯人在申请假释的时候提出不要报酬,想以此换取提前释放。当在他们被拒绝后,他们都乖乖地被拷回了监狱。

没有人意识到,既然自己已经不要报酬,那就有随时离开的权利。只因他们忘记了,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囚犯。

当反抗行动被持续打压、最后均以不可控的失败告终时,不但逆反行为会停止、甚至连反抗的动机和意志也都会随之一同丧失。

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经常遇到,可能会因为反复发生无法解出数学题、考不好试、毕不了业、找不到工作、销售卖不出去东西、加不了薪、升不了职、买不了车房、找不到男女朋友、获得不了他人认同、无法打破阶层。。。等等困境而引发不同程度的无助效应,带来轻重不一的心理问题。

三、这2个方法助你突围,避免“路西法效应”的影响。

1.建立“独立思维”体系,跳出集体思考的陷阱。

第一步:为了克服集体无意识,跳出集体思考,首先要培养质疑的能力。

质疑并不是胡乱地猜测与揣摩,而是一种跳出问题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质疑的过程中,我们要想到自己所看到的问题并不是单独和孤立存在的,可能与其他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在表面问题的背后可能有另一种力量起决定性作用。

同时要告诉自己,任何没有经过自己独立推理和思考的结论都是不可信的。

第二步:启动质疑之锚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进行独立的分析和判断,可以通过问以下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

我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与问题有所牵连的都有哪些方面?

哪些点是很明显却被忽视了的?

从A到B的推演步骤是什么?

切入点是否存在问题?

我能得出多少种结论?

第三步:最后一步就是要培养自己求真的能力。

所谓求真就是寻找正确答案。这需要我们在海量和多元的信息中,排除无用信息和伪信息,同时让自己的思维不要局限于某个方面,而是铺展开来,呈现发散性和多角度性。

在求真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陷入权威和经验之谈。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即使是权威,也不要轻易缴械投降,放弃主动思考,而是多角度分析,辩证地看待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个过程肯定会很痛苦,但是最终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全新的想法。

2. 运用“OPA意义法则”,让生活更有意义。

尼采说: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在二战期间,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被拘禁在一系列的集中营内两年半,他的父母、兄弟、发妻和未出生的孩子都在纳粹的种族清洗中被杀害了,作为一个年轻人所经历的强烈的“绝望地狱”——一种显然毫无意义的生活,但他凭着坚强的意志成为幸存者中寿命最长的人。

对于集中营中什么人能活下来,弗兰克尔给出了这样的答案:那些对未来丧失信心,自甘沉沦、放弃对道德自我和精神自我内在把握的人会失去生命,而能够主宰自己精神的人会最终活下来。

在弗兰克尔看来,消极的人就好比恐惧而悲伤地看着墙上的挂历每天都被撕掉一页、越变越薄的人,而积极去应对生活的问题的人就好比一个每撕掉一页就把它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还要在背面记几行日记的人。

所以,我们要积极地对待痛苦,这种精神的自由是谁也无法夺走的。

当我们遭遇“路西法效应”,受到环境的影响和他人的刺激时,不妨使用《思维的囚徒》提出的OPA法则,通过它可以帮助人们找到自我在生活、工作和社会中的核心意义。

第一个O(Others):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第二个P(Purpose):对从事的工作有崇高的目标;

第三个A(Attitude):用积极的态度拥抱生活 ;

这个三个原则阐释了弗兰克尔的主要观点:我们总能发挥自己的潜能,找到生活的意义并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做出恰当的反应。

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并不都是偶然事件,我们应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弗兰克尔在纳粹集中营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我们今天也要像他一样,在生活中积极寻找生命的意义。我们不能让自己成为受害者,不能再被动生活,最为重要的是,不能再做自己思维的囚徒。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具体有以下有三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

第二种途径是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如体验真善美、体验自然和文化、体验另一个人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去爱某个人。当人认识到自己对所爱的人或者未竟的事业的无可替代的责任,就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存在,也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生活。

第三种途径是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的某种态度。即使在看似毫无希望的境地,我们仍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是我们自己做出了屈服于环境和条件或是勇敢挑战那些环境和条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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